我兒子的「甲蟲與熱帶魚國際觀」殘存在「台灣世界觀」的焦慮裡

〈左圖〉玻璃貓，我兒子養了一隻。



我的兒子今年八歲，在台北市的一所公立小學唸書，八年來，我在陪伴成長的過程中，有許多學習，也藉此回憶自己曾經走過的時空。我對我兒子的功課一直保持睜眼閉眼的態度，他考的好，我裝傻，他考不好，我裝死。從小一到小二，他也很爭氣，班上排名絕不超過前五名。他寫的字與他老爸有拼，絕不會得到甲上。我覺得他的老師很鼓勵他，兩年來，我的兒子願意上學、寫功課，也願意寫完考卷。現在唸三年級，他每次下課就去找他一、二年級的張老師，感情好到不行，而且，他們的互動是不能說的秘密。

陪伴他的學習，我隱約發現，我的兒子有他自己的節奏，認識他所自處的世界。說真的，我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能記住那麼多的「知識」，我更無法理解，如果他能記住那些「知識」，又為什麼記不住課堂上的「知識」。上次我提到他記了一堆「甲蟲王者」卡的「知識」，為了這一疊的「知識」，他可憐的老爸還要轉著地球儀，告訴他：台灣在這裡，南美洲在那裡。印尼在台灣的南邊，非洲在遙遠的另一邊。他就這麼建立起他的甲蟲國際觀，他雖然不知道日本天皇是誰，但是他知道日本有哪些甲蟲。後來，我的兒子喜歡上「養魚」，他用塑膠盒的小魚缸，開始養他從淡水帶回來的小小熱帶魚。接下來，我又開始陪伴學習，我的兒子只要經過「賣魚店」，就堅持進去觀賞美麗的熱帶魚。不久之後，一本又一本圖文並茂的熱帶魚圖鑑出現在他的書架上。到「賣魚店」，不只純欣賞，他進一步成為與老闆討論「養魚」的購買者。我兒子的塑膠小魚缸，演變成玻璃魚缸，配備打氣幫浦、過濾器、溫度計，另外，他還準備不同大小種類的魚飼料、熱帶魚生病用的藥劑、水質穩定劑、水質的ph試劑。每次買魚，我的兒子會先在圖鑑中選定他有興趣的熱帶魚。到了「賣魚店」，他就纏著老闆問問題，從店裡熱帶魚的名字、出生地、性別、體型大小，問到能不能混養、該吃什麼飼料，一連串的問題至少持續幾十分鐘。經過千挑萬選，再決定買那隻他早已決定要買的魚。感謝那些超級有耐心的魚店老闆，提供豐富的「知識」。長達兩年的養魚經歷，他再次建立起他的熱帶魚國際觀。現在，他的甲蟲與熱帶魚國際觀開始伴隨他理解世界。我的兒子關心全球的天災人禍，因為他喜歡的甲蟲與熱帶魚住在非洲、南美洲還有東南亞。他會關心淡水溼地裏的彈吐魚，也會想去蘭嶼看獨角仙，當然，他最想去亞馬遜河找食人魚，觀察沼澤和溼地的差別 。不過，他的國際觀漸漸會被焦慮的國際觀取代，因為那種焦慮的國際觀隱藏在台灣的教育和媒體裡。更令人無奈，那種焦慮的國際觀是混和中國的世界觀以及被扭曲的台灣世界觀，卻被當成主流的觀點，教育孩童認知世界。

知道雅典在哪裡？不是國際觀，更不應該是教育的關鍵知識。

我在「南方週末」讀到，「梁文道：文化形象與日常生活的差距」 文◎張英、李邑蘭

中國人的世界觀，其實擺脫不了民國年代給我們建立的世界觀，就是把世界簡單對立為中西兩大陣營。這樣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我們重新進入國際社會，或者我們重新宣揚中國文化的時候，我們要擺正一個格局，如果我們的格局仍然是中西二元世界觀的話，是會出事的。 所謂的西方、歐洲、美國，他們內部就有很多元素，彼此構成複雜的張力，這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不能看不見的。這個格局擺正了，我們才能看清楚中國文化在這個完整的世界版圖上，它的位置在哪里。


2005年，龍應台女士寫了一篇「請問雅典在哪裡？──談台灣的『國際化』危機 」 不久之後，洪蘭女士也語重心長地寫了一篇「洞口的原始人」。這兩篇文章都談到「天下」雜誌做的一個數據，「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讓龍女士很憂心，她說：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也罕來台灣。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 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 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 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憂國憂民又憂心教育的洪蘭女士，在「洞口的原始人」的文章，她寫到：

「台灣目前教育的危機，幾十年來考試掛帥的結果是培養 出一批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世界，目光如豆的年輕人，凡是不考的都不必念，更不必知道，反正在國內生活也用不到外面世界的知識，光 是島內自己的八卦都應接不暇了。」
「前幾天我們大樓 住進來了一位瑞士的訪問學生，與他交談之下，發現他對任何題目都幾乎可以侃侃而談，知識很豐富，我問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他說瑞士 一直是歐洲會議的中心，國際很多會議都在瑞士舉行，因此，他們從 小就從報紙上讀到這些會議的主題：非洲飢饉、南非種族隔離、南美熱帶雨林的砍伐及中國人權的問題，他們老師也時常帶他們去看這些 國際開會的情形，要他們聽正反兩方的意見，他們每學期都得寫一篇 與國際問題有關的申論文，他雖然才高中，但是他的世界知識遠超過我們的大學生，令我感慨。 」
「現在很多人振振有詞的說：本土優先，先台灣後天下，這固然沒有 錯，但本土優先只是個順序，不應該因此而加重本土考試內容的比重 ，不考外國史地，使我們學生連雅典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在那裡都不知道。」
　　「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並不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當我們對外面的 情勢一概不知時，我們會誤判，會夜郎自大，會自我陶醉在國內情勢 一片大好聲中，而頹廢下去。」

甲蟲的國際觀、熱帶魚的國際觀絕對強過洪、龍女士的「焦慮國際觀」，一個小孩觀看世界是很直接也很簡單，從自己喜歡的事務出發，到關心世界的天災，又回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他們隨著自身的感覺，悠游於天地之間。他的想像建構了他的世界，那個世界帶領他進入更多的學習和體會。如果他對周遭的生命感興趣，探索的過程得到學習知識的喜悅。雅典在哪裡？google會告訴他們答案，google map會告訴他們位置。「天下」雜誌的問題是一種焦慮，那些答案不可能建構國際觀。把那些堆砌的「知識」放在腦袋裡面，只會讓小孩子失去認識世界的樂趣。